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人們對于孔子這句話的理解，往往是說孔子感嘆時光流逝，自己不為世所用。這種解釋是對孔子人生態度的一種消極性解釋，其實圣人孔子這句話既非傷感個人，其態度亦非消極，而是非常積極的。

　　“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之象，傳達的乃是孔子相信中國文明如流水、如大江大河一樣永遠相續不斷。這句話傳達的是孔子對于中國文明連續性的自信，這是大本大源的文化自信。

　　今日中國的文化自信從哪里來？毫無疑問是從新時代來，同時在本源上從孔子代表的中國文明傳統而來?？鬃訉τ谥袊拿鬟B續性的自信，更集中體現在《論語·為政》中孔子對于弟子子張之問的回答上。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p>

　　“因”按今天的說法就是傳承，傳承的是禮樂文明背后的“道”，即文化精神、文化價值。如果說“因”是傳承，“損益”就是發展，是因時而做調整的時中之道，即《禮記·禮器》所說“禮，時為大”。禮作為制度，行之長久，不可避免地生弊，損益就是因時而對具體制度作出調整，但調整的依據還是禮樂文明背后的文化價值。

　　孔子從商周禮樂文明都是對之前文明的繼承、發展的這一歷史文明邏輯，預言后世繼承西周禮樂文明者，不要說三百年后的中國，就是三千年后的中國都是可以預知的?？鬃泳嘟駜汕灏俣嗄?，面對弟子子張之問，孔子的回答何以如此自信？三千年之后的中國真的可以預知嗎？

　　子張之問兩千五百多年后，毛澤東的一段話可以提供答案。1938年10月，毛澤東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說：“學習我們的歷史遺產，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給以批判的總結，是我們學習的另一任務。我們這個民族有數千年的歷史，有它的特點，有它的許多珍貴品。對于這些，我們還是小學生。今天的中國是歷史的中國的一個發展；我們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者，我們不應當割斷歷史。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以總結，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產。這對于指導當前的偉大的運動，是有重要的幫助的?！?/p>

　　毛澤東對于學習中華民族歷史的小學生態度，強調我們要總結、繼承從孔子到現代孫中山的珍貴遺產，這不就是孔子所說的“因”與“損益”嗎？毛澤東更說到了“今天的中國是歷史的中國的一個發展”，這不就是孔子所說的“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的答案嗎？

　　針對黃炎培之問，即窯洞之問、如何跳出歷史周期率之問，筆者提出一個新說法，即子張之問的“文明之問”。

　　“子張之問”乃是文明之問、文明連續性之問、文明傳承發展之問，從孔子說的“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到毛澤東說的“今天的中國是歷史的中國的一個發展”，都是一種無比深厚的文明意識、文明連續性意識，是文明史的大歷史觀，這也是中國文明作為世界上唯一的連續未斷裂的原生道路文明所獨有的。

　　兩千五百多年前孔子弟子子張之問的“文明之問”以及孔子之答，恰好是針對今天中華文明的走向、中華文明的連續性、中華文明的傳承、發展之問，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提出的新論斷從文明史視野來看，正是對子張之問的歷史呼應。

　　黃炎培之問即如何跳出歷史周期率之問，與兩千五百年前子張之問的文明之問、文明連續性之問形成歷史對話與內在張力。中國歷史上王朝有興衰，但中國文明卻在歷史上能一次次經受內外各種挑戰、沖擊而始終能衰而復興、剝極而復，保持文明連續性，并在傳承的基礎上做出因革損益而創新發展，歷久彌新，始終保持文明創造的生機、活力。

　　中國文明之連續性，乃是“道”即文化價值、文化精神的連續，乃是德性文明的連續，即德性政治、德性社會的連續，即《禮記·大傳》所說“親親”“尊尊”等禮樂文明背后不可變的文化價值觀。

　　“親親”就是中國傳統社會以家族、宗族、家庭為基礎社會單元，強調孝的文化價值觀?！白鹱稹本褪侵袊鴤鹘y政治以“設官分職，任賢使能”的賢能政治、士大夫官僚政治為政治支撐，強調“忠”，即忠于國家、朝廷，強調“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家國天下共同體意識，強調修己治人的內圣外王之道。

　　中國古代在世界史上最具社會向上流動性，士通過科舉考試，從占中國古代士農工商四民社會的最大人口的農民中產生，所謂“耕讀傳家”，政治與社會高度融合。德性政治、德性社會及其二者的高度融合，是中國文明保持連續性的奧秘所在。

　　黃炎培的如何跳出歷史周期率之問，乃是近代中國遭受西方入侵后，面臨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歷史脈絡下才會產生的現代問題。中國古代的王朝較之歐洲中世紀各王國為期都更長，政治上都更加先進、穩定。近代中國第一次落后于西方，才有古今中西之爭以及在古今中西之爭下的如何跳出歷史周期率之問。

　　孔子對于弟子子張之問的回答，就是文明論的回答，針對的是中國文明的繼承、發展、創新的根本問題。西周文明是對夏商周三代禮樂文明的集大成。一世為三十年，百世為三千年，孔子距今兩千五百多年，孔子之所以自信地說出百世可知，正在于中國文明的連續，在于其中的文化價值的連續，也就是“道”與“道統”的連續，即中國之為中國的文明意識的連續。

　　兩千五百多年前，孔子往上由商代禮樂文明對于夏代禮樂文明的繼承發展創新來理解商代，再立足于當下，看其置身的周代對于夏商周三代文明的集大成來深刻理解周代禮樂文明，進而往后展望、預知未來三千年中國文明?？鬃铀f百世之三千年，其實是虛數，不止于三千年，百世代表的是今后世世代代的中國。

　　1945年7月，黃炎培訪問延安時跟毛澤東說道：“我活了六十多年了，那些聽來的就不說了，就我親眼瞧見的，真就像古人說的‘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不管是一個人、一個家、一個團體、一個地方，哪怕是一個國家，好多好多單位啊，都沒能逃脫這周期律的擺布。剛開頭的時候呢，大家都聚精會神的，事事都上心，人人都賣力，可能那時候特別艱難困苦，只能從無數的危險里頭去求一條生路。慢慢兒的呢，環境變好了，那股子精氣神兒也就慢慢沒了。有的呢，是時間長了，人自然而然就犯懶了，從少數人這樣發展到多數人，這風氣就養成了。這時候啊，就算有再大的力氣，也沒法改變，也沒法補救了。還有的呢，是地盤一點點擴大了，這擴大呢，有的是自然發展的，有的是被功業心驅使著，硬要發展，等到干部人才漸漸不夠用了，應付起來困難的時候，環境反而更復雜了，管理能力也就越來越弱了。一部歷史啊，有‘政怠宦成’的，有‘人亡政息’的，還有‘求榮取辱’的，反正都沒能跳出這個周期率……中共的各位同志，從過去到現在，我也多少了解一些。就盼著能找出條新道兒，跳出這周期率的控制。”

　　針對黃炎培之問，毛澤東的回答是：“咱們已經尋到了新法子，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新法子呢，就是民主。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松垮垮。人人都負起責來，才不會人沒了，政也沒了。”

　　黃炎培為延安完全不同于重慶的風氣以及中共領導人毛澤東的一席話所感召，從延安回到重慶后，寫下了《延安歸來》，其立場由原來的中立而轉向完全擁護中國共產黨。黃炎培在舊中國不愿從政，他1921年被委任為教育總長，卻不愿就職。蔣介石好幾次請他做官，他也沒答應。新中國成立后，他在晚年出任國務院副總理兼工業部部長。其子黃大能對此不解，黃炎培解釋了緣由：“以前不肯當官，是不想沾那污泥。如今這可是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政府，我當的可是人民的官哪！”

　　黃炎培、毛澤東二人對話時的身份也是值得思考的問題。黃炎培早年是革命志士，1905年加入中國同盟會，1945年在延安的窯洞問毛澤東時，他的身份是教育家尤其是現代職業教育的倡導者，毛澤東的身份則是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是政治家。兩人的對話可謂是政與教之間的對話，而新中國成立后，黃炎培也樂意完成了由從事教育轉向從政的身份與心態的轉化，正如他回答其子的疑惑，他完全是為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中國共產黨所感召，所以他才自豪地對其子說“如今這可是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政府，我當的可是人民的官”。

　　兩千五百年前，孔子與子張的身份是師生，代表著“教”，而中國文明早在西周就已是人文性文明，政教一體，此教非宗教，乃是文教、教化，在中國文明傳統里，政治的根本保障乃在于文教，所謂“政者，正也”。

　　三千年前西周周公制禮做樂，確立西周禮樂文明，而西周禮樂文明根本上是集夏商周三代文明之大成，并奠定了中國文明包括制度、價值在內的文明基礎，影響中國后世三千年。正因為西周文明奠定了中國文明的基礎，晚清面對西方列強入侵，才會有三千年未有之大變的驚呼。

　　孔子所處春秋時代，西周禮樂文明受到沖擊、挑戰，一方面是內部出現禮壞樂崩即文明失序，另一方面是外部四夷交侵，“中國不絕如線”，孔子由此表彰齊桓公、管仲的“尊王攘夷”在軍事、政治上保護中國文明之功績。

　　但保護中國文明光有軍事、政治還是不夠的，需要軍事、政治與文化即政、教兩端同時用力。孔子在文化上所做的工作則是一方面揭明西周禮樂文明背后的文化價值觀即“仁”，另一方面是系統整理、詮釋《五經》，并以“仁”之文化價值觀一以貫之其中?？鬃油ㄟ^經學詮釋穩固了中國文明的文明意識，從而凝聚大一統國家，中國之為中國，乃是文化認同、文明認同。其后到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設五經博士及其弟子員，儒家以及《五經》由此成為歷代的指導思想，并通過科舉考試將政治與社會全然貫通。

　　孔子在兩千五百多年前面臨著當時的“古今之變”，他所做的工作是在春秋禮壞樂崩，也就是文明失序時，重建文明秩序、價值秩序，為秦漢以下的郡縣制大一統確立了新文明秩序、新價值秩序、新政治秩序、新社會秩序?？鬃铀龅墓ぷ麝P乎的是中國文明的連續性乃是“道”的連續，而由《五經》形成的經學，正是通過經學文獻及其詮釋來承載“道”“道統”。

　　八十年前，毛澤東回答黃炎培之問，說到的人民監督、人人都負起責，為解決“有治人，無治法”問題，為如何跳出歷史周期率給出了中國共產黨人的答案。在新時代，中國共產黨人則為如何跳出歷史周期率給出了第二個答案。

　　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上講話時指出：“我們黨歷史這么長、規模這么大、執政這么久，如何跳出治亂興衰的歷史周期率？毛澤東同志在延安的窯洞里給出了第一個答案，這就是‘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經過百年奮斗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新的實踐，我們黨又給出了第二個答案，這就是自我革命?！?/p>

　　人民監督政府的第一個答案與黨的自我革命的第二個答案完全是一體的，一方面二者共同構成內外約束，另一方面，中國共產黨與中國人民本身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休戚與共的共同體關系，“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共同構成了現代中國的新政治秩序，代表中國人民的中國共產黨如果脫離了人民，就無法以其先進性、以其高度覺悟來組織動員人民，也就沒有了代表性，而不成其為共產黨，正如孔子所說“必也正名乎”。同樣，中國人民如果脫離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就會成為舊中國一樣的一盤散沙，也不成其政治學意義上組織動員起來的人民。

　　跳出歷史周期率的兩個答案，第一個答案代表的是社會，第二個答案代表的是政治。社會與政治之兩端也就是中國文明保持連續性的奧秘，在于德性社會、德性政治的連續。人民監督、人人都負起責，正是中國德性社會傳統在現代中國的傳承、發展。黨的自我革命則是中國德性政治傳統在現代中國的傳承、發展。中國共產黨強調全面從嚴治黨、黨紀嚴于國法，強調自我革命永遠在路上，強調共產黨的心學，強調黨員的修養，這些就是新的內圣外王之道，共產黨員的心學之“心”就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之心，共產黨員的心學之“學”就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之學。

　　跳出歷史周期率，也就是保持中國文明傳統所說的“可大可久”，其中有中國現代的新“可大可久之道”。中國文明連續性背后是德性政治、德性社會、政治社會高度融合的“可大可久之道”。

　　黃炎培的如何跳出歷史周期率之問，關乎的是政治秩序的問題；兩千五百年前子張之問的文明之問、文明連續性之問，關乎的是文明秩序的問題，而政治秩序的根本保障與底層支撐在于文明秩序。所以跳出歷史周期率的底層支撐是中國文明的連續性。由此，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下產生的黃炎培之問與兩千五百年前的子張之問，二者獲得了內在統一，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產生的古今中西之爭得到破解。

　　孔子回答子張之問，解讀周代文明是對夏商文明的傳承發展。兩千五百多年后的今天，溫故而知新，需要有子張之問、孔子之答的文明連續性的自覺意識，來真正整全性地全面、深刻理解今天的中國，理解新時代。

　　為此，需要全面、通貫地理解七十多年新中國史、百年黨史，還要理解中國現代史、中國近代史；進而再往上理解兩千多年前的秦漢史，三千多年前的西周禮樂文明；還要溯源而上理解五千多年前的中國文明，以至八千年前中國文明之起源，這就是通史之為通史的上下節節貫通的“通識”所在。今天的中國道路是從中華五千多年的文明傳統中來，今天的中國是歷史的中國的發展。

　　（作者系清華大學國家戰略研究院資深研究員，太和智庫高級研究員，國創會中國文明和中國道路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