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經典來說，思想上的“被解釋”，無論是合理詮釋還是過度詮釋，都是再正常不過的命運；文字上的“被改變”，這類例子則較為少見。以儒家經典為例，“被改變”可以分為兩種情形。第一種是思想家對于經典的改變，整體而言，它屬于“善意”或“學理”的改變。譬如，《大學》從《禮記》里面抽離出來，朱熹將其作為《四書》之一，就對古本《大學》做了“分經別傳”、“移文補傳”的改動，先把《大學》分為經文、傳文兩部分，又變移了《大學》原文的某些次序，還寫了《大學格物補傳》。第二種是政治家對于經典的改變，整體而言，它屬于“惡意”或“權勢”的改變。例如，洪秀全定都天京之后，1854年3月成立了刪改儒家經典的專門機構——刪書衙，以信奉“獨一真神唯上帝”為標準，凡合此者則留，不合者則去。同樣是在南京，先于洪秀全四百多年，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1328—1398，在位時間為1368—1398）拿《孟子》做過大刪大改，留下了至今讓人感喟的《孟子節文》。
2003年，筆者曾在劉小楓、陳少明教授主編的《經典與解釋》第2輯，發表將近三萬字的《朱元璋時期的〈孟子節文〉事件》。這篇考釋性論文，首先說到《孟子節文》是清初思想史上的失蹤文本。大名鼎鼎的朱彝尊（1629—1709）就沒有見過《孟子節文》一書，其名著《經義考》卷235指出：“劉氏（三吾）等《孟子節文》二卷，未見?！背蓵谇∷哪辏?739）的《明史》，其中的《藝文志》沒有著錄《孟子節文》，《禮志》更沒有記載此事，但卷139《錢唐傳》則說：“帝嘗覽《孟子》，至‘土芥’‘寇讎’語，謂非臣子所宜言，議罷其配享，詔有諫者以大不敬論。唐抗疏入諫曰：‘臣得為孟軻死，死有馀榮。’時廷臣無不為唐危。帝鑒其誠懇，不之罪。孟子配享亦旋復。然卒命儒臣修《孟子節文》云。”
浙江象山人、刑部尚書錢唐（1314—1394？）不是《孟子節文》事件的主角，卻是必要的前奏。孟子配享文廟，始于北宋元豐七年（1084）。洪武五年（1372），朱元璋卻罷免了孟子陪同孔子“吃冷豬頭肉”的待遇?！睹魇贰肪?0《禮志四吉禮四》云：“五年罷孟子配享。逾年，帝曰：‘孟子辨異端，辟邪說，發明孔子之道，配享如故?！敝煸昂我缘诙暧肿屆献优湎碛谖膹R呢？這跟錢唐帶著棺材、頂著箭口去為孟子死諫有關。全祖望（1705—1755）的《辨錢尚書爭孟子事》引《錢氏家傳》說錢唐卒于1394年，而《孟子節文》事件恰好也發生在這一年，但錢唐與《孟子節文》的編撰并無直接聯系。朱彝尊《瀑書亭集》卷69的《鄒縣重修亞圣孟子廟碑》甚至認為：所謂“錢唐進諫，以腹受箭”，只是野史而已，不足為信。
朱元璋對孟子不友好，先是孟子罷享，后是《孟子節文》。比《明史》成書更晚的《四庫全書總目》沒有著錄《孟子節文》。20世紀20至40年代由東方文化事業總委員會組織編寫的《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其中的《孟子節文》條指出：“明太祖覽《孟子》，至‘土芥’‘寇讎’之語，謂非人臣所言，詔去配享，有諫者，以不敬論，且命金吾射之，其憎《孟子》甚矣。三吾之《孟子節文》殆為此作也?！焙喜枇耆藙⑷幔?313—？），本傳見《明史》卷137，它也沒有談到劉三吾修《孟子節文》一事。
我們今天到哪里找得到《孟子節文》刊本呢？書目文獻出版社出版的《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第1輯，收有據明初刻本縮印的《孟子節文》。書前有劉三吾撰寫的《孟子節文題辭》，七百多字。全文如下：
《孟子》七篇，圣賢扶持名教之書。但其生于戰國之世，其時諸侯方務合縱連橫，以功利為尚，不復知有仁義，唯魏惠王首以禮聘至其國。彼其介于齊、秦、楚三大國之間，事多齟齬，故一見孟子，即問何以利便其國，非財利之利也。孟子恐利源一開，非但有害仁義，且將有弒奪之禍。仁義，正論也。所答非所問矣，是以所如不合，終莫能聽納其說。及其欲為死者雪恥，非兵連禍結不可也。乃謂能行仁政，可使制梃以橽秦、楚之堅甲利兵，則益迂且遠矣。“臺池鳥獸之樂”，引文王靈臺之事，善矣?！稖摹贰皶r日害喪”之喻，豈不太甚哉！“雪宮之樂”，謂賢者有此樂宜矣，謂人不得即有非議其上之心，又豈不太甚哉！其他或將朝而聞命中止，或相待如草芥，而見報施以仇讎，或以諫大過不聽而易位，或以諸侯危社稷，則變置其君，或所就三，所去三，而不輕其去就于時君，固其崇高節、抗浮云之素志。抑斯類也，在當時列國諸侯可也。若夫天下一家，四海一國，人人同一尊君親上之心，學者或不得其扶持名教之本意。于所不當言不當施者，既以言焉，既以施焉，則學非所學，而用非所用矣。今翰林儒臣三吾等，既請旨，與征來天下耆儒，同校蔡氏《書傳》，蒙賜其名曰《書傳會選》。又《孟子》一書，中間詞氣之間，抑揚太過者八十五條，其余一百七十余條，悉頒之中外校官，俾讀是書者，知所本旨。自今八十五條之內，課試不以命題，科舉不以取士，壹以圣賢中正之學為本，則高不至于抗，卑不至于諂矣。抑《孟子》一書，其有關于名教之大，如“孔子賢于堯舜”，后人因其推尊堯舜，而益知尊孔子之道，“諸侯之禮，吾未之學”，而知其所學者周天子盛時之禮，非列國諸侯所僭之禮，皆所謂擴前圣所未發者。其關世教，詎小補哉！洪武二十七年十月癸酉翰林學士奉議大夫臣劉三吾等謹上。
劉三吾于洪武二十七年（1394）奉命修撰《孟子節文》，當是不爭之實。連朱彝尊那樣的大學者都沒有親見過《孟子節文》，它又究竟存在了多久？潘檉章（？—1663）的《國史考異》卷3有云：“近見董應舉撰連江孫芝傳云：永樂辛卯（九年），奏復《孟子》全書，略言逆臣劉三吾欲去八十五條，其中養氣一章，此程子所謂擴前圣所未發，大有功于世教者。又欲課試不以命題，科舉不以取士，則謬妄益甚。乞下部議收復全書，庶使萬世知所誦慕。疏草為蟲鼠所蝕，不能詳，然《孟子》書，以公言復全?！庇罉肪拍晔?411年。也就是說，從1394年到1411年，《孟子節文》僅僅存在了17年。而且，整個《孟子節文》自始自終都以南京為中心，因為讓《孟子》恢復原貌的是朱元璋的第四子、明成祖朱棣，朱棣1420年才宣布定都北京。
福建連江人孫芝，其人其事不詳。孫芝顛覆《孟子節文》刊本的“政治合法性”，也就等于恢復了《孟子》原本的“政治合法性”；他顛覆《孟子節文》刊本的“文化合法性”，也就等于恢復了《孟子》原本的“文化合法性”。從這個角度看，孫芝的文化氣節堪比錢唐，跟劉三吾截然不同。這樣比較并無過錯，但它不表明我們真正理解了劉三吾其人，更不等于我們真正破解了《孟子節文》其書。劉三吾的《孟子節文題辭》說：《孟子節文》就是刪除了《孟子》原本中的85條。所謂“八十五條”之說，就隱含了耐人尋味的三個玄機。
第一個玄機是“所用量詞不妥”。人們對《孟子》書中各篇之下那些相對獨立的段落，歷來稱之為“章”，而不是“條”。劉三吾在元朝末年做過靜江路的儒學副提舉，又以翰林學士、奉議大夫的身份修《孟子節文》，何以會犯這樣的常識錯誤呢？
第二個玄機是“所依底本不詳”。我們所見的《孟子節文》明初刻本，各卷均有章數提示，共172章。這里要特別指出：通行本《公孫丑下》第8章（4·8），被《孟子節文》分為兩章，亦即以“沈同以其私問曰”以下為一章，以“齊人伐燕”以下為一章，因此，從通行本的角度看，《孟子節文》實際只有171章。劉三吾時期最權威、也最普及的《孟子》版本，一是東漢趙岐注、北宋孫奭疏的《孟子注疏》，一是南宋朱熹的《孟子集注》，前者為258章（《十三經注疏》本誤為259章），后者為260章，均非257章——172（存）+85（刪）=257。于是，劉三吾究竟拿哪個底本來修《孟子節文》，也就成了問題。
第三個玄機是“所節章數不準”。以朱熹的《孟子集注》和楊伯峻的《孟子譯注》為據，我們將看到：被《孟子節文》刪除的章數不是85章，而是89章。如下表所示：
只有對已成定論的人與事仍能窮追猛打，才將看到被常人一再忽略了的東西。君主有惡行，大臣在“行為上”加以助長，劉三吾的這一面，人們不難看到。在圣賢與帝王相對抗的“共時態語境”中，個人的力量畢竟過于微弱，劉三吾除了“遵命”，還能怎么樣呢？但是，劉三吾也有另一面。假如以上三個玄機果真是他有意為之，《明史》本傳所說的那個“不設城府”的坦坦翁，就不愧“老謀深算”。他深知：在圣賢與帝王相對抗的“歷時態語境”中，君主有惡行，大臣卻不能在“理論上”加以逢迎，而且要做得讓人們輕易找不到口實。這也就難怪孟子的名言“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告子下》12·7），依然存留于《孟子節文》。劉三吾的滄桑經歷和復雜內心因而告訴我們：要對身處“權力王國”與“道德王國”之間的儒家知識分子進行論世知人，并不是一件輕易的事。
孟子“詞氣抑揚太過”的王道政治學不討“權力王國”的喜歡，這正是朱元璋刪改《孟子》的緣由。近人容肇祖在《讀書與出版》1947年第4期發表的《明太祖的〈孟子節文〉》指出：《孟子節文》就是不許說人民有尊貴的地位和權利，不許說人民對于暴君污吏報復的話，不許說人民應有革命和反抗暴君的權利，不許說人民應有生存的權利，不許說統治者的壞話，不許說反對征兵征實同時并舉，不許說反對捐稅的話，不許說反對內戰，不許說官僚黑暗的統治，不許說行仁政救人民，不許說君主要負善良或敗壞風俗的責任。這11個“不許說”，實質就是權力王國的主宰者們“不許”道德王國的思想者們“說”不利于現存統治的話，而孟子洋溢著道德理想主義光輝的王道政治學尤其“不許說”。
也正因此，下面這些話均被《孟子節文》所驅逐：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曰：“于傳有之?！痹唬骸俺紡s其君，可乎？”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也，未聞弒君也?！保ā读夯萃跸隆?·8）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保ā峨x婁下》8·3）
齊宣王問卿。孟子曰：“王何卿之問也？”王曰：“卿不同乎？”曰：“不同；有貴戚之卿，有異姓之卿?！蓖踉唬骸罢垎栙F戚之卿?！痹唬骸熬写筮^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王勃然變乎色。曰：“王勿異也。王問臣，臣不敢不以正對?！蓖跎?，然后請問異姓之卿。曰：“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保ā度f章下》10·9）
君臣關系是孟子王道政治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它一方面說手足—腹心、犬馬—國人、土芥—寇讎，土芥—寇讎之論又最讓統治者膽戰心驚，這是對抗的一面；另一方面說師、友、事，師友之論又最讓士階層心往神馳，這是合作的一面。但是，人們卻很少注意到：即便合作的一面，也是朱元璋所不喜歡的。所以，以下這些話同樣被劉三吾刪掉了：
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其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公孫丑下》4·2）
子思之不悅也，豈不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何敢與君友也？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萬章下》10·7）
費惠公曰，“吾于子思，則師之矣；吾于顏般，則友之矣；王順、長息則事我者也。”（《萬章下》10·3）
人倫明于上，小民親于下。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為王者師也。（《滕文公上》5·3）
近人黃云眉的《明史考證》有言：“《孟子》一書之真精神，存于《節文》者尚馀幾！”孟子論君臣關系，既講對抗，又講合作，兩者加起來就是孟子的“真精神”。從政治哲學看，這種“真精神”既凸顯了道德理想主義與政治專制主義的內在緊張，更旨在提供“道德相”制衡“政治王”的路徑依賴。“為王者師”，不止是文化資本意義上的導師，更得落實為政治資本意義上的宰相。因而，只要承認“《孟子節文》=朱元璋的專制主義-《孟子》的真精神”，我們就不能不注意到《明史·職官志一》所說的：“明官制，沿漢、唐之舊而損益之。自洪武十三年罷丞相不設，析中書省之政歸六部，以尚書任天下事，侍郎貳之?！?/p>
洪武十三年（1380）的廢相事件與14年后的《孟子節文》事件有關聯嗎？黃仁宇的《中國大歷史》曾說：“說來也難于相信，從個人說辯的能力和長久的功效兩方面看，孟子在傳統政治上的地位要超過孔子……威利（Arthur Walay）在他的杰作《中國古代的三種思想》中即以孟子代表儒家，和道家與法家對立。”既然“道德王國”對“權力王國”的制衡突出地表現為“道德相”對“政治王”的規約，我們認為：朱元璋廢除宰相與刪節《孟子》兩件事存在著政治哲學上的內在聯系，前者乃其“集中意識”，后者乃其“支援意識”。在朱元璋看來，只有切斷了傳統儒家以相權制約君權，并試圖通過學術影響政治、通過道統提升政統的理想追求，才能真正保證一家一姓的長治久安。宰相制度在明、清兩代廢而不用，印證了朱元璋在營造集權方面非凡的“政治智慧”。
常識所謂的“過去”，我們可以說它其實并未過去；常識所謂的“將來”，我們可以說它其實早已來臨。2011年5月，筆者在上海大學哲學系做講座，又一次提醒人們牢記：洪武五年（1372），孟子被罷配享；洪武十三年（1380），宰相制度被廢除；洪武二十七年（1394），《孟子》被刪節。記住這些年份，我們才能真切地反思“朱元璋的專制主義+《孟子節文》=？”這個更大的歷史—思想史問題。劉三吾令人意外地保留了“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公孫丑下》4·3）這句話，就隱隱約約地告訴無數被強權所壓抑的人文心靈，究竟是誰最終能夠在“道德王國”與“權力王國”的較量中獲勝。